本文是柏揚於一九八四年九月二十四日在美國愛荷華大學講辭。
多少年以來，我一直想寫一本書，叫「醜陋的中國人」。我記得美國有一本「醜陋的美國人」，寫出來之後，美國國務院拿來做為他們行動的參考。日本人也寫了一本「醜陋的日本人」，作者是駐阿根廷的大使，他閣下卻被撤職，這大概就是東方和西方的不同。中國比起日本，好像又差一級，假定我把這本書寫出來的話，可能要麻煩各位去監獄給我送飯，所以我始終沒有寫。但是我一直想找個機會，把它作一個口頭報告，請教全國各階層的朋友。不過作一個口頭報告也不簡單，在台北，聽我講演的人，一聽說要講這個題目，就立刻不請我了。所以，今天是我有生以來，笫一次用「醜陋的中國人」講演，我感到到非常高興，感謝各位給我這個機會。
有一次，台中東海大學請我講演，我告訴他們這個題目，我問同學會會長：「會不會有問題？」他說：「怎麼會有問題？」我對他說：「你去訓導處打聽一下：因為我這個人本來就被當作問題人物。又講一個問題題目，那可是雙料。」跟訓導處談過之後，他打電話到台北來說：「問題是沒有的，不過題目是不是可以改一改？訓導處認為題目難聽。」接著把他擬定的一個很長的冠冕堂皇的題目告訴我。他問：「同意不同意？」我說：「當然不同意，不過你一定要改，衹好就改。」那是我第一次講有關「醜陋的中國人」。我對他說：「希望我講的時候能做個錄音，以後我可以把它改寫成一篇文章。」他慷慨承諾。結果講過之後，把錄音帶寄來，衹有開頭的幾句話，以後就沒有了聲音。
今年我六十五歲。台北的朋友在三月七日給我做了一個生日。我對他們說：「我活了六十五歲，全是艱難的歲月。」我的意思是：不僅僅我個人艱難，而是所有的中國人都艱難。在座的朋友都很年輕，尤其是來自台灣的朋友們，多數擁有富裕的經濟環境，同你們談「艱難」，你們既不愛聽，也不相信，更不了解。我所談的艱難，不是個人問題，也不是政治問題，而是超出個人之外的，超出政治層面的整個中國人問題。不僅僅是一個人經歷了患難，不僅僅是我這一代經歷了患難。假使我們對這個患難沒有了解。對這個有毒素的文化沒有了解，那麼我們的災禍還會再度發生，永遠無盡無期。
在泰國考伊蘭難民營，百分之九十是從越南、柬埔寨、寮國被驅逐出來的中國人，我們所講的「中國人」不是國籍的意思，而是指血統或文化。有一位中國文化大學華僑研究所的女學生，是派到泰國為難民服務的服務團的一員，到了那裡幾天之後，不能忍受，哭著回來。她說：「那種慘狀我看不下去。」後來我到了泰國。發現中國難民的處境使人落淚。好比說：中國人不可以有私有財產。而且不能有商業行為，假使你的衣服破了，鄰居太太替你縫兩針，你給她半碗米作為回報，這就是商業行為，然後泰國士兵會逼著那位太太全身脫光，走到裁判所，問她：「你為什麼做這種違法的事情？」這衹是一件很輕微的侮辱，我除了難過和憤怒外，衹有一個感慨：「中國人造了什麼孽？為什麼受到這種待遇？前年，我同我太太從巴黎的地下鐵出來，看到一個賣首飾的攤子，賣主是一個東方面孔的中年婦女，我同我太太一面挑一面講，賣主忽然用中國話向我們解釋，我們覺得很親切，問她：「你怎麼會講中國話？」她說：「我是中國人，從越南逃出來的。」她就住在考伊蘭難民營，一面說，一面嗚咽。我衹好安慰她：「至少現在還好，沒有挨餓。」在告辭轉身時，聽到她嘆了一口氣：「唉！做一個中國人好羞愧！」我對這一聲嘆息，一生不忘。
十九世紀的南洋島，就是現在的東南亞，那時還是英國和荷蘭的屬地。有一個英國駐馬來西亞的專員說：「做十九世紀的中國人是一個災難。」因為他看到中國人在南洋島像豬仔一樣，無知無識，自生自滅，而且隨時會受到屠殺。我覺得二十世紀的中國人比十九世紀的中國人，災難更大。最使我們痛苦的是：一百年來，中國人的每一個盼望，幾乎全部歸於幻滅。來了一個盼望，以為中國會從此好起來，結果不但使我們失望，反而更壞。再來一個盼望，而又是一個幻滅，又是一個失望，又是一個更壞。一而再再而三。民族固然長長遠的，但個人的生命卻是有限。人生能有幾個大的盼望，人生能有幾個大的理想，經得起破滅？展望前途，到底是光明的，還是不光明的？真是一言(？)難盡。四年前，我在紐約講演，講到感慨的地方，一個人站起來說：「你從台灣來，應該告訴我們希望，應該鼓舞我們民心。想不到你卻打擊我們！」一個人當然需要鼓勵。問題是，鼓勵起來之後怎麼辦，我從小就受到鼓勵。五、六歲的時候，大人就對我說：「中國的前途就看你們這一代了！」我想我的責任太大，負擔不起。後來我告訴我的兒子：「中國的前途就看你們這一代了！」。現在，兒子又告訴孫子：「中國的前途就看你們這一代了！」一代復一代，一代何其多？到哪一代才能夠好起來？
在中國廣大的大陸上，「反右」之後接著又來一個「文化大革命」，天翻地覆，自人類有歷史以來還沒有遇到過這麼大的一場人造浩劫。不僅是生命的損失，最大的損失是對人性的摧殘和對高貴品德的摧殘。人如果離開了人性和高貴的品德，就跟禽獸毫無區別。十年浩劫使許多人都成了禽獸。這樣一個民族：品質墮落到這種地步，怎麼能夠站得起來？在馬來西亞，華人佔百分之三十幾，有次我去博物館參觀，裡面有馬來文，有英文，就是沒有華文。這不是說有華文就好，沒有華文就不好。那是另外一個問題。這個現象一方面說，馬來人的心胸不寬廣，另一方面，也說明華人沒有力量，沒有地位，沒有受到尊重。泰國的華人說：「我們掌握了泰國稻米的命脈。」不要自己安慰自己，一個法令下來，你什麼都沒有了。
現在，大家談論最多的是香港。任何一個國家，它的土地被外國搶走，都是一種羞恥。等到收復它的時候，就像失去的孩子一樣，回到母親的懷抱。雙方都非常歡喜。各位都知道法國將阿爾安斯、勞蘭兩個省割給德國的事情，當它們喪失的時候，是多麼痛苦，它們回歸的時候，又是多麼快樂。可是我們的香港，一聽說要回歸祖國，立刻嚇得魂飛魄散。這是怎麼一回事？至於我們在台灣，有些台灣省籍的青年和有些外省籍的青年，主張台灣獨立。想當年。三十年前，當台灣回歸祖國的時候，大家高興得如痴如狂。真是像一個迷途的孩子回到母親的懷抱一樣。三十年之後。為什麼產生了要離家出走的想法？賽普路斯，一邊是土耳其人，一邊是希腊人。根本是兩碼子事；言語不一樣，種族不一樣，宗教不一樣，什麼都不一樣，土耳其人可以這樣做。而我們，同一個血統，同一個長相，同一個祖先，同一種文化，同一種文字，同一種語言，衹不過住的地域不同而已，怎麼會有這種現象？
這種種事情，使得做為一個中國人，不但艱難，而且羞辱、痛苦。就是身在美國的中國人，你不曉得他是怎麼一回事，左、右、中、獨、中偏左、左偏中、中偏右、右偏中等等。簡直沒有共同語言。互相把對方當作殺父之仇，這算是一個什麼樣的民族？這算是一個什麼樣的國家？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像中國那麼歷史悠久，沒有一個國家有我們這樣一脈相傳的文化，而且這個文化曾經達到高度的文明。現代的希臘人跟從前的希臘人無關，現代的埃及人跟從前的埃及人無關，而現代的中國人卻是古中國人的後裔。為什麼這樣一個龐大的國家，這樣一個龐大的民族，落到今天這種醜陋的地步？不但受外國人欺負，更受自己人欺負──受暴君、暴官、暴民的欺負。有時侯我在外國公園裡停一下。看到外國小孩，他們是那麼快樂，我從內心產生羡慕。他們沒有負擔，他們的前途坦落，心理健康，充滿歡愉。我們台灣的孩子，到學校去念書，戴上近視眼鏡，為了應付功課的壓力，六親不認。他母親昏倒在地，他去扶她。母親悲愴的喊：「我死了算了，管我幹什麼？你用功罷，你用功罷！」我太太在教書的時候，偶爾談到題外做人的話，學生馬上就抗議：「我們不要學做人，我們要學應付考試。」再看大陸上的一些孩子，從小就要鬥，就要詐欺，就要練習出賣朋友同志，就要滿口謊言。多可怕的教育，我們要靠下一代，下一代卻是這種樣子。
我在台灣三十多年，寫小說十年，寫雜文十年，坐牢十年，現在將是寫歷史十年，平均分配。為什麼我不寫小說了？我覺得寫小說比較間接，要透過一個形式，一些人物，所以我改寫雜文。雜文像匕首一樣，可以直接插入罪惡的心臟。雜文就好像一個人坐在司機的旁邊一直提醒司機，你已經開錯了，應該左轉，應該右轉，應該靠邊走，不應該在雙黃線上超車，前面有橋，應該放緩油門，前面有一個十字路口，有紅燈等等。不停的提醒，不停的叫，叫多了以後就被關進大牢。掌握權柄的人認為：衹要沒有人指出他的錯誤，他就永遠沒有錯誤。
我自己在牢房裡沉思，我為什麼坐牢，我犯了什麼罪？犯了什麼法？出獄之後，我更不斷的探討，像我這樣的遭遇，是不是一個變態的、特殊的例子？我到愛荷華，正式和大陸的作家在一起，使我發現，像我這種人，上帝注定要我坐牢，不在台灣坐牢，就在大陸坐牢。他們同我講：「你這個脾氣，到不了紅衛兵，到不了文化大革命，反右就把你反掉了。」為什麼一個中國人，稍微膽大心粗一點，稍微講一點點實話，就要遭到這種命運？我遇到很多在大陸坐過牢的人，我問他們：「你為什麼坐牢？」他們說：「講了幾句實話。」就是這樣。為什麼講了幾句實話就會遭到這樣的命運？我認為這不是個人的問題，而是中國文化的問題。前幾天，有位從北京來的「全國作家協會」的黨書記，我同他談，把我氣得講不出話來。我覺得我吵架還蠻有本領，可是那一次真把我一棍子打悶了。但不能怪他，甚至於在台北關我的特務，都不能責備，換了各位，在那個環境之中，納入那種軌道之後，也可能會有那樣的反應，因為你覺得做得是對的。我也會那樣做。因為我認為我做得是對的，甚至可能比他們更壞。常聽到有人說：「你的前途操在自己手裡。」我年紀大了之後，覺得這話很有問題，事實上是，一半操在自己之手，一半操在別人之手。
一個人生活在世上，就好像水泥攪拌器裡的石子一樣，運轉起來之後，身不由主。使我們感覺到，不是某一個人的問題，而是社會問題，而是文化問題。耶穌臨死的時候說：「寬容他們，他們做的他們不知道。」年輕時候讀這句話，覺得稀鬆平常，長大之後，也覺得這句話沒有力量。但是到了我現在這個年齡，才發現這句話多麼深奧，多麼痛心。使我想到我們中國人，成了今天這個樣子，我們的醜陋，來自於我們不知道我們醜陋。我到愛荷華，因為中華民國跟美國沒有邦交，我們夫婦的經費是由愛荷華大學出一半，再私人捐助出一半。捐助一半的是愛荷華燕京飯店老板，一位從沒有回過中國的中國人裴竹章先生，我們從前沒見過面，捐了一個這麼大的數目，使我感動。他和我談話，他說：「我在沒有看你的書之前，我覺得中國人了不起，看了你的書之後，才覺得不是那麼一回事，所以說，我想請你當面指教。」裴竹韋先生在發現我們文化有問題後，深思到是不是我們中國人的品質有問題，我第一次出國時，孫觀漢先生跟我講：「你回國之後，不准講一句話：唉！中國人到那裡都是中國人。」我說：「好，我不講。」回國之後，他問我：「你講得怎麼樣？」我說：「還是不准講的那句話：中國人到那裡都是中國人。」他希望我不要講這句話。是他希望中國人經過若干年後，有所改變，想不到並沒有變。是不是我們中國人的品質真的有了問題？是不是上帝造我們中國人的時候，就賦給我們一個醜陋的內心？我想不應是品質問題，這不是自找安慰，中國人可是世界上最聰明的民族之一，在美國各大學考前幾名的，往往是中國人，許多大科學家，包括中國原子科學之父孫觀漢先生，諾貝爾獎金得主楊振寧、李政道先生，都是第一流的頭腦。中國人並不是品質不好，中國人的品質足可以使中國走到一個很健康、很快樂的境界，我們有資格做到這一點，我們有理由相信中國會成為一個很好的國家。但我們不必整天要我們的國家強大，國家不強大有什麼關係？衹要人民幸福。在人民幸福了之後，再去追求強大不遲。我想我們中國人有高貴的品質。但是為什麼幾百年以來，始終不能使中國人脫離苦難？什麼原因？
我想冒昧的提出一個綜合性的答案，那就是，中國傳統文化中有一種濾過性病毒，使我們子子孫孫受了感染，到今天都不能痊癒。有人說：「自己不爭氣，卻怪祖先。」這話有一個大漏洞。記得易卜先生有一齣名劇（按：「群鬼」），有梅毒的父母，生出個梅毒的兒子，每次兒子病發的時候，都要吃藥。有一次，兒子憤怒的說：「我不要這個藥，我寧愿死。你看你給我一個什麼樣的身體？」這能怪他而不怪他的父母？我們不是怪我們的父母。我們不是怪我們的祖先，假定我們要怪的話，我們要怪我們的祖先給我們留下什麼樣的文化？這麼一個龐大的國度，擁有全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一個龐大民族，卻陷入貧窮、愚昧、鬥爭、血腥等等的流沙之中，難以自拔。我看到別的國家人與人之間的相處，心裡充滿了羡慕。這樣的一個傳統文化，產生了現在這樣的一個現象，使我們中國人具備了很多種可怕的特徵。最明顯的特徵之一就是髒、亂、吵。台北曾經一度反髒亂，結果反了幾天也不再反了。我們的廚房髒亂。我們的家庭髒亂。有很多地方，中國人一去，別人就搬走了。我有一個小朋友，國立政治大學畢業的，嫁給一個法國人，住在巴黎，許多朋友到歐洲旅行都在她家，打過地舖。她跟我說：「她住的那棟樓裡，法國人都搬走了，東方人都搬來了。」（東方人的意思，有時候是指整個東方，有時候專指中國人。）我聽了很難過，可是隨便看看，到處是冰淇淋盒子、拖鞋；小孩子到處跑，到處亂畫，空氣裡有潮濕的霉味。我問：「你們不能弄乾凈嗎？」她說：「不能。」不但外國人覺得我們髒，我們亂。經過這麼樣提醒之後，我們自己也覺得我們髒、我們亂。至於吵，中國人的嗓門之大，真是天下無雙，尤以廣東老鄉的噪門最為叫座。有個發生在美國的笑話：兩個廣東人在那裡講悄悄話，美國人認為他們就要打架，急撥電話報案，警察來了，問他們在幹什麼？他們說:「我們正耳語。」
為什麼中國人聲音大？因為沒有安全感，所以中國人嗓門特高，覺得聲音大就是理大：衹要聲音大、噪門高，理都跑到我這裡來了，要不然我怎麼會那麼氣憤？我想這幾點足使中國人的形象受到破壞，使我們的內心不能平安。因為吵、髒、亂，自然會影響內心，窗明几淨和又髒又亂，是兩個完全不一樣的世界。
至於中國人的窩裡鬥，可是天下聞名的中國人的重要特性。每一個單獨的日本人，看起來都像一條豬，可是三個日本人加起來就是一條龍：日本人的團隊精神使日本所向無敵。中國人打仗打不過日本人，做生意也做不過日本人，就在台北，三個日本人做生意，好，這次是你的，下次是我的。中國人做生意，就顯現出中國人的醜陋程度：你賣五十，我賣四十；你賣三十，我賣二十。所以說，每一個中國人都是一條龍。中國人講起話來頭頭是道。上可以把太陽一口氣吹滅，下可以治國平天下。中國人在單獨一個位置上。譬如在研究室裡，在考場上，在不需要有人際關係的情況下，他可以有了不起的發展。但是三個中國人加在一起，三條巨龍加在一起，就成了一條豬、一條蟲，甚至連虱都不如。因為中國人最拿手的是內鬥。有中國人的地方就有內鬥，中國人永遠不團結，似乎中國人身上缺少團結的細胞，所以外國人批評中國人不知道團結，我衹好說：「你知道中國人不團結是什麼意思？是上帝的意思！因為中國有十億人口，團結起來，萬眾一心，你受得了？是上帝可憐你們，才教中國人不團結。」我一面講，一面痛徹心腑。
中國人不但不團結，反而有不團結的充分理由，每一個人都可以把這個理由寫成一本書。各位在美國看得最清楚，最好的標本就在眼前，任何一個華人社會，至少分成三百六十五派，互相想把對方置於死地。中國有一句話：「一個和尚擔水吃，兩個和尚抬水吃，三個和尚沒水吃。」人多有什麼用？中國人在內心上根本就不了解合作的重要性。可是你說他不了解，他可以寫一本團結重要的書給你看看。我上次（一九八一）來美國，住在一個在大學教書的朋友家裡，談得頭頭是道，天文地理，怎麼樣救國等等，第二天我說：「我要到張三那兒去一下。」他一聽是張三，就眼冒不屑的火光，我說：「你送我去一下吧！」他說：「我不送，你自己去好了。」都在美國學校教書，都是從一個家鄉來的，竟不能互相容忍，那還講什麼理性？所以中國人的窩裡鬥，是一項嚴重的特徵。
各位在美國更容易體會到這一點，凡是整中國人最厲害的人不是外國人，而是中國人。凡是出賣中國人的：也不是外國人，而是中國人。凡是陷害中國人的，不是外國人，而是中國人。在馬來西亞就有這樣的一個故事：有一個朋友住在那兒開礦，一下子被告了，告得很嚴重，追查之下，告他的原來是個老朋友，一塊從中國來的，在一起打天下的。朋友質問他怎麼做出這種下流的事？那人說：「一塊兒打天下是一塊兒打天下，你現在高樓大廈，我現在搞的沒辦法，我不告你告誰？」所以搞中國人的還是中國人。譬如說，在美國這麼大的一個國度，滄海一粟。怎麼會有人知道你是非法入境？有人告你麼！誰告你？就是你身邊的朋友，就是中國人告你。有許多朋友同我說：如果頂頭上司是中國人時，你可要特別注意。特別小心，他不但不會提升你，裁員時還會先開除你。因為他要「表示」他大公無私，所以我們怎麼能跟猶太人比？我常聽人說：「我們同猶太人一樣，那麼勤勞。」我覺得這話應該分兩部分來講：一個是，中國人的勤勞美德，在大陸已被四人幫整個破壞。幾千年下來，中國唯一最重要的美德──勤勞，現在已不存在。第二，我們拿什麼來跟猶太人比？像報紙上說的：以色列國會裡吵起來了，不得了啦，三個人有三個意見。但是，卻故意抹殺一件事情，一旦決定了之後，卻是一個方向，雖然吵得一塌糊塗，外面還在打仗，敵人四面包圍。仍照舊舉行選舉！各位都明白，選舉的意義是必須有一個反對黨，沒有反對黨的選舉，不過是一台三流的野台戲。在我們中國，三個人同樣有三個意見，可是，跟以色列不一樣的是，中國人在決定了之後，卻是三個方向。好比說今天有人提議到紐約，有人提議到舊金山，表決決定到紐約。如果是以色列人，他們會去紐約。如果是中國人，哼，你們去紐約，我有我的自由，我還是去舊金山。我在英國影片中，看見一些小孩子在爭，有的要爬樹，有的要游泳，鬧了一陣之後決定表決，表決通過爬樹，於是大家都去爬樹。我對這個行為有深刻的印象，因為民主不是形式，而是生活的一部分。我們的民主是「以示民主」：投票的時候，大官還要照個相，表示他降貴紆尊，民主並沒有成為他生活的一部分，衹成為他表演的一部分。
中國人的不能團結，中國人的窩裡鬥，是中國人的劣根性。這不是中國人的品質不好，而是中國的文化中，有濾過性的病毒，使我們到時侯非顯現出來不可，使我們的行為不能自我控制，明知道這是窩裡鬥，還是要窩裡鬥。鍋砸了大家都吃不成飯，天塌下來有個子高的可以頂。因為這種窩裡鬥的哲學，使我們中國人產生了一種很特殊的行為──死不認錯。各位有沒有聽到中國人認過錯？假如你聽到中國人說：「這件事我錯了。」你就應該為我們國家民族額手稱慶。我女兒小的時候，有一次我打了她，結果是我錯怪了她，她哭得很厲害，我心裡很難過。我覺得她是幼小無助的，她衹能靠父母，而父母突然一翻臉，是多麼可怕的一件事。我抱起她來，我說：「對不起，爸爸錯了，爸爸錯了，我保證以後不再犯，好女兒，原諒爸爸。」她很久很久以後才不哭。這件事情過去之後，我心裡一直很痛苦，但是我又感到無限驕傲，因為我向我的女兒承認自己錯誤。
中國人不習慣認錯，反而有一萬個理由。掩蓋自己的錯誤。有一句俗話：「閉門思過。」思誰的過？思對方的過？我教書的時侯，學生寫週記，檢討一週的行為，檢討的結果是：「今天我被某某騙了，騙我的那個人，我對他這麼好，那麼好，衹因為我太忠厚。」看了對方的檢討，也是說他太忠厚。每個人檢討都覺得自己太忠厚？那麼誰不忠厚呢？不能夠認錯是因為中國人喪失了認錯的能力。我們雖然不認錯，錯還是存在，並不是不認錯就沒有錯。為了掩飾一個錯，中國人就不得不用很大的力氣，再製造更多的錯，來證明第一個錯並不是錯。所以說，中國人喜歡講大話，喜歡講空話，喜歡講假話，喜歡講謊話，更喜歡講毒話──要毒的話。不斷誇張我們中華民族大漢天聲，不斷誇張中國傳統文化可以宏揚世界。因為不能兌現的緣故，全都是大話、空話。我不再舉假話、謊話的例子，但中國人的毒話，卻十分突出，連閨房之內，都跟外國人不同。外國夫妻昵稱「蜜糖」「打鈴」，中國人卻冒出：「殺千刀的」。一旦涉及政治立場或爭權奪利的場合，毒話就更無限上綱，使人覺得中國人為什麼這麼惡毒、下流？
我有位寫武俠小說的朋友，後來改行做生意，有次碰到他，問他做生意可發了財？他說：「發什麼財？現在就要上吊！」我問他為什麼賠了？他說：「你不曉得，和商人在一起。同他講了半天，你還是不知道他主要的意思是什麼。」很多外國朋友對我說：「和中國人交往很難，說了半天不曉得他心裡什麼想法。」我說：「這有什麼稀奇，不要說你們洋人，就中國人和中國人來往，都不知道對方心裡想的什麼。」要察顏觀色，轉彎抹角，問他說：「吃過飯沒有？」他說：「吃了」其實沒有吃，肚子還在叫。譬如說選舉，洋人的作風是：「我覺得我合適，請大家選我。」中國人卻是諸葛亮式的：即令有人請他，他也一再推辭：「唉！我不行啊！我那裡夠資格？」其實你不請他的話，他恨你一輩子。好比這次請我講演，我說：「不行吧！我不善於講話呀！」可是真不請我的話，說不定以後台北見面，我會飛一塊磚頭報你不請我之仇。一個民族如果都是這樣，會使我們的錯誤永遠不能改正。往往用十個錯誤來掩飾一個錯誤，再用一百個錯誤來掩飾十個錯誤。
有一次我去台中看一位英國教授，有一位也在那個大學教書的老朋友，跑來看我，他說：「晚上到我那兒去吃飯。」我說：「對不起，我還有約。」他說：「不行，一定要來！」我說：「好吧，到時候再說。」他說：「一定來，再見！」我們中國人心裡有數，可是洋人不明白。辦完事之後？到了吃晚飯的時候，我說：「我要回去了。」英國教授說：「哎！你剛才不是和某教授約好了的嗎？要到他家去啊。」我說：「哪有這回事？」他說：「他一定把飯煮好了等你。」外國人就不懂中國人這種心口不一的這一套。
這種種情形，使中國人生下來就有很沉重的負擔，每天都要去揣摩別人的意思。如果是平輩朋友，還沒有關係。如果他有權勢，如果他是大官，如果他有錢，而你又必須跟他接近，你就要時時刻刻琢磨他到底在想什麼？這些都是精神浪費。所以說，有句俗話：「在中國做事容易，做人難。」「做人」就是軟體文化，各位在國外住久了，回國之後就會體會到這句話的壓力。做事容易，二加二就是四，可是做人就難了，二加二可能是五，可能是一，可能是八百五十三，你以為你講了實話，別人以為你是攻擊，你難道要顛覆政府呀？這是一個嚴重的課題，使我們永遠在一些大話、空話、假話、謊話、毒話中打轉。我有一個最大的本領，開任何會議時，我都可以坐在那裡睡覺，睡醒一覺之後，會也就結束。為什麼呢？開會時大家講的都是連他自己都不相信的話，聽不聽都一樣。不衹台灣如此，大陸尤其嚴重。今年(一九八四)參加國際作家寫作計劃的一位大陸著名的女作家諶容，寫了一篇小說《真真假假》，推薦給各位，務請拜讀。環境使我們說謊，使我們不能誠實。我們至少應該覺得，壞事是一件壞事，一旦壞事被我們認為是一件榮耀的事，認為是無所謂的事的話，這個民族的軟體文化就開始下降。好比說偷東西被認為是無所謂的事，不是不光榮的事，甚至是光榮的事，這就造成一個危機，而我們中國人正面對這個危機。
因為中國人不斷的掩飾自己的錯誤，不斷的講大話、空話、假話、謊話、毒話，中國人的心靈遂完全封閉，不能開闊。中國的面積這麼大，文化這麼久遠，泱泱大國，中國人應該有一個什麼樣的心胸？應該是泱泱大國的心胸。可是我們泱泱大國民的心胸衹能在書上看到，衹能在電視上看到。你們看過哪一個中國人有泱泱大國民的胸襟？衹要瞪他一眼，馬上動刀子。你和他意見不同試一試？洋人可以打一架之後回來握握手，中國人打一架可是一百年的仇恨，三代都報不完的仇恨！為什麼我們缺少海洋般的包容性？
沒有包容性的性格，如此這般狹窄的心胸，造成中國人兩個極端，不夠平衡。一方面是絕對的自卑，一方面是絕對的自傲。自卑的時候，成了奴才；自傲的時候，成了主人！獨獨的，沒有自尊。自卑的時候他覺得自己是團狗屎，和權勢走得越近，臉上的笑容越多。自傲的時候覺得其他的人都是狗屎。不屑一顧。變成了一種人格分裂的奇異動物。
在中國要創造一個奇蹟很容易，一下子就會現出使人驚異的成就。但是要保持這個奇蹟，中國人卻缺少這種能力。一個人稍稍有一點可憐的成就，於是耳朵就不靈光了，眼睛也花了，路也不會走了，因為他開始發燒。為了兩篇文章就成了一個作家，拍了兩部電影就成了電影明星，當了兩年有點小權的官就成了人民救星，到美國來念了兩年書就成了專家學人……這些都是自我膨脹。台灣曾經出過一個車禍，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的畢業生出去旅行，車掌小姐說：「我們這位司機先生，是天下一流的司機，英俊、年輕。」那位司機先生立刻放開方向盤，同大家拱手致意。這就是自我膨脹，他認為他技術高明，使他雖不扶方向盤，照樣可以開車。若干年前，看過一部電影。有一次，羅馬皇帝請了一個人來表演飛翔，這個人自己做了一對翅膀，當他上塔之前，展示給大家看，全場掌聲雷動。他一下子膨脹到不能克制，覺得偉大起來，認為不要這對翅膀照樣可以飛，接看就順看梯子往上爬，他太太拉他說：「沒有這個東西是不能飛的，你怎麼可以這個樣子？」他說：「你懂什麼？」他太太追他，他就用腳踩他太太的手。他到了塔上後，把蓋子一蓋，偉大加三級，再往下一跳，噗通一聲就沒有了。觀眾大發脾氣：我們出錢是看飛的，不是看摔死人的，教他太太飛。他太太淒涼的對她丈夫在天之靈說：「你膨脹的結果是，害了你自己，也害了你的妻子。」
中國人是天下最容易膨脹的民族，為什麼容易膨脹？因為中國人「器小易盈」，見識太少，心胸太窄，稍微有一點氣候，就認為天地雖大，已裝他不下。假如衹有幾個人如此。還沒有關係，假使全民族，或是大多數，或者是較多數的中國人都如此的話，就形成了民族的危機。中國人似乎永遠沒有自尊，以至於中國人很難有平等觀念。你如果不是我的主人，我便是你的主人。這種情形影響到個人心態的封閉，死不認錯。可是又不斷有錯，以致使我們中國人產生一種神經質的恐懼。舉一個例子來說明：台北有個朋友，有一次害了急病，被抬到中心診所，插了一身管子，把他給救活了。兩三天之後：他的家人覺得中心診所費用較大，預備轉到榮民總醫院，就跟醫生去講，醫生一聽之下大發雷霆。說：「我好不容易把他的命救回來，現在要轉院呀。」於是不由分說，把管子全部拔下，病人幾乎死掉，朋友向我談起這件事時，既悲又憤，我向他說：「你把那醫生的名字告訴我，我寫文章揭發他。」他大吃一驚說：「你這個人太衝動，好事，早知道不跟你講。」我聽了氣得發瘋，我說：「你怕什麼？他衹不過是個醫生而已，你再生病時不不找他便是了，難道他能到你家非看病報復不可？再說，他如果要對付的話，也衹能對付我，不會對付你。是我寫的，我都不怕，你怕什麼？」他說：「你是亡命之徒。」我覺得我應該受到讚揚的，反而受到他的奚落。我想這不是他一個人的問題，他是我很好的朋友，人也很好，他講這些話是因為他愛護我，不愿意我去闖禍。然而這正是神經質的恐懼，這個也怕，那個也怕。
記得我第一次到美國來，紐約發生了一次搶案，是一個中國人被搶，捉到強盜後，他不敢去指認。每個人都恐懼的不得了。不曉得什麼是自己的權利，也不曉得保護自己的權力，每遇到一件事情發生，總是一句話：「算了，算了。」「算了算了」四個字，不知害死了多少中國人，使我們民族的元氣，受到挫傷。我假如是一個外國人，或者，我假如是一個暴君，對這樣一個民族，如果不去虐待它的話，真是天理不容。這種神經質的恐懼，是培養暴君、暴官最好的溫床，所以中國的暴君、暴官，永遠不會絕跡。中國傳統文化裡──各位在《資治通鑑》中可以看到一再強調明哲保身，暴君暴官最喜歡，最欣賞的就是人民明哲保身，所以中國人就越來越墮落萎縮。
中國文化在春秋戰國時代，是最燦爛的時代。但是從那個時代之後，中國文化就被儒家所控制。到了東漢，政府有個規定，每一個知識分子的發言、辯論、寫文章，都不能超出他老師告訴他的範圍，這叫做「師承」。如果超出師承，不但學說不能成立，而且還違犯法條。這樣下來之後，把中國知識分子的想像力和思考力，全都扼殺、僵化。就像用塑膠口袋往大腦上一套，滴水不進。一位朋友說，「怎麼沒有思考力？我看報還會發牢騷。」思考是多方面的事，一件事不僅有一面，不僅有兩面，甚至有很多面。孫觀漢先生常用一個例子，有一個球：一半白，一半黑，看到白的那半邊的人，說它是個白球。另一邊的人，則說它是個黑球，他們都沒有錯，錯在沒有跑到另一邊去看，而跑到另一邊看，需要想像力和思考力。當我們思考問題時，應該是多方面的。
有一則美國的小幽默，一位氣象學系老師舉行考試，給學生一個氣壓計，叫他用「氣壓計」量出樓房的高度，意思當然是指用「氣壓」測量高度。但那位學生卻用很多不同方法，偏偏不用「氣壓」，老師很生氣，就給他不及格，學生控訴到校方委員會，委員會就問他為什麼要那麼回答？他說：「老師要我用那個「氣壓計」來量樓有多高。他並沒有說一定要用「氣壓」，我當然可以用我認為最簡單的方法。」委員會的人問他：「除了那些方法之外，還有沒有其他的方法？」學生：「還有很多，我可以用繩子把氣壓計從樓上吊下來，再量繩子，就知道樓有多高。」「還有沒有別的方法？」學生說：「還有，我可以找到這棟樓房的管理員，把這個氣壓計送給他，讓他告訴我這個樓有多高。」這個學生並不是邪門，他所顯示的意義，就是一種想像力和思考力，常使漿糊腦筋嚇死。
還有一種「買西瓜學」，老板對伙計說：「你一出門，往西走，第一道橋那裡，就有賣西瓜的，你給我買兩斤西瓜。」伙計一出門。往西走，沒有看見橋，也沒有賣西瓜的，於是就空手回來。老板罵他混蛋，沒有頭腦。他說：「東邊有賣的。」老板問他：「你為什麼不到東邊去？」他說：「你沒叫我去。」老板又罵他混蛋。其實老板覺得這個伙計老實，服從性強，沒有思考能力，才是真正的安全可靠。假如伙計出去一看，西邊沒有，東邊有。就去買了，瓜又便宜、又甜。回去之後老板會誇獎他說:「你太聰明了，了不起，做人正應該如此，我很需要你。」其實老板覺得這個傢伙靠不住，會胡思亂想。各位！有思考能力的奴隸最危臉，主子對這種奴隸不是殺就是趕。這種文化之下孕育出來的人，怎能獨立思考？因為我們沒有獨立思考訓練，也恐懼獨立思考。所以中國人也缺少鑑賞能力，什麼都是和稀泥。沒有是非，沒有標準。中國到今天這個地步，應該在文化裡找出原因。
這個文化，自從孔丘先生之後，四千年間，沒有出過一個思想家，所有認識字的人，都在那裡注解孔丘的學說，或注解孔丘門徒的學說，自己沒有獨立的意見，因為我們的文化不允許這樣做，所以衹好在這潭死水中求生存。這個潭，這個死水，就是中國文化的醬缸，醬缸發臭，使中國人變得醜陋。就是由於這個醬缸深不可測，以至許多問題，無法用自己的思考來解決，衹好用其他人的思考來領導。這樣的死水，這樣的醬缸，即使是水蜜桃丟進去也會變成乾屎橛。外來的東西一到中國就變質了，別人有民主，我們也有民主，我們的民主是：「你是民，我是主。」別人有法制，我們也有法制，別人有自由，我們也有自由，你有什麼，我就有什麼。你有斑馬線，我也有斑馬線──當然，我們的斑馬線是用來引誘你給車子壓死的。
要想改變我們中國人的醜陋形象，衹有從現在開始，每個人都想辦法把自己培養成鑑賞家。我們雖然不會演戲。卻要會看戲，不會看戲的看熱鬧，會看戲的看門道。鑑賞家本身就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。我記得剛到台灣的時候，有一個朋友收集了很多貝多芬的唱片。有七、八套，我請求他送一套或賣一套給我，他當場拒絕，因為每一套都由不同的指揮和樂隊演奏，並不一樣。我聽了很慚愧，他就是一個鑑賞家。
上一次美國總統競選的時候，我們看到侯選人的辯論，從不揭露對方陰私，因為這樣做選民會覺得你水準不夠，喪失選票。中國人的作法就不一樣，不但專門揭露陰私，而且製造陰私，用語惡毒。什麼樣的土壤長什麼樣的草，什麼樣的社會就產生什麼樣的人。人民一定要自己夠水準，人民自己如果不夠水準，還去怪誰？對一個不值得尊敬的人，我們卻直著脖子叫他萬歲。那你能怪他騎到你頭上？拿錢買選票這種事情，使人痛心，選民在排著隊選舉，一看到人在付錢買票，有人就問：「怎麼不給我呀？」這種人還配實行民主？民主是要自己爭取的，不能靠別人賞賜。現在，常有人講：「政府放寬多了。」這是很可怕的事情，自由、權利是我們的，你付給我，我有，你不付給我，我也有。我們如果有鑑賞能力，就一定要爭取選舉。嚴格選擇對象。我們沒有鑑賞的能力，連美女和麻子臉都分不出。能夠怪誰？好比說畫畫，假使我柏楊畫了畢加索的假畫，有人看到說：「這真好！」花五十萬美金買下來了，請問你買了假畫能怪誰？是你瞎了眼！是你沒有鑑賞能力。可是在這種情況之下。真的畢加索的畫就不會有人賣了：假畫出籠，真畫家衹好餓死。買了假畫不能怪別人，衹能怪自己。就好像有一個人請來了一個裁縫師傅修他的門。結果把門裝顛倒了，主人說：「你瞎了眼？」裁縫師傅說：「誰瞎了眼？瞎了眼才找錯人！」這個故事我們要再三沉思。沒有鑑賞力，就好像是瞎了眼的主人。
中國人有這麼多醜陋面，衹有中國人才能改造中國人。但是外國人有義務幫助我們，不是經濟幫助，而是文化幫助。因為中國船太大，人太多，沉下去之後，會把別人也拖下漩渦淹死。在座的美國朋友，請接受我們伸出的雙手。最後一點，我的感想是：我們中國人口太多，僅衹十億張大的口，連喜馬拉雅山都能吞進去，使我們想到，中國人的苦難是多方面的，必須每一個人都要覺醒。如果我們每一個人都成為一個好的鑑賞家，我們就能鑑賞自己，鑑賞朋友，鑑賞國家領導人物。這是中國人目前應該走的一條路，也是唯一的一條路。
謝謝！
原載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十五香港《百姓半月刊》﹔十二月一日紐約《台灣與世界雜誌》﹔十二月八日，台北《自立晚報》﹔十二月十三日洛杉磯《論壇報》。(轉自朱學恆的部落格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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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------------以下是節錄自柏楊書中"正視自己的醜陋面"一文-----------
正視自己的醜陋面
柏楊先生於一九八四年八月訪問美國，在紐約逗留期間，於十一月十二日，在現任《北美日報》總編輯俞國基先生寓所，與《中國之春》雜誌編輯部林樵清、李兆欽、黃仕中，及中國民聯主席王炳章先生，進行了長時間的熱烈談話。柏楊先生在談話中，著重談了中國人的醜陋面及劣根性。他說，他走到哪裡都要講這個問題，以喚起中華民族對自身的反省。他認為，反省是走向進步的開始。
編輯部根據錄音，對談話進行了整理。文中，「中」代表《中國之春》，「柏」代表柏楊。
中：我知道您十分關心中國人的苦難，是不是在這方面告訴我們一些您的看法。
柏：你要看中國歷史，五千年歷史中，有幾天是好日子？我們當然可以情緒化的高聲吶喊：「我們很快樂，我們沒有一天不快樂。」但是，如果仔細看古人歌頌的漢王朝、唐王朝是怎樣記載，就知道我們中國人的命運，早就如此悲慘。不斷發生「改朝換代型」的戰爭，不斷遭遇到「瓶頸時代」的屠殺。好不容易邁過這兩關，朝代穩定時，又有傾盆大雨般的暴君和貪官污吏，對人民百般虐待。
中：這是過去的事了，現在您的感受是什麼？
柏：我小時候親眼看到國民黨精彩的一面──那種熱情澎湃和充滿新希望的情況。我是河南人，國民黨北伐到我家鄉時，連鄉下的農夫都身不由主的產生景仰、崇拜的心理。但是，後來希望化成了泡影。你說有什麼辦法？共產黨建國時你們都還小吧？
中：我們大都在共產黨建國前後出生的。
柏：那時我已三十歲，所以至少比你們大三十歲。
中：您是哪年離開大陸的？
柏：一九四九，所以比你們多了三十年的經歷。我親眼看到共產黨同樣了不起的蓬勃的一面。當時，人人都認為共產黨是中國的救星。但是，沒有想到，壞起來更可怕。大家都說共產黨在晚年的毛澤東手中墮落了，但我想問題恐怕不那麼簡單，我一直在想所有這些毛病究竟出在哪裡？
中：經您提醒，我們似乎聽到了中國人的哭聲！
柏：若干年前，我在洛杉磯有一次講演，有人問我：你是否以當一個中國人為榮？我脫口而出說：我不以當一個中國人為榮。請您告訴我：中國人的榮耀在哪裡？是我們的國家強？是我們的文明高？是我們民族對人類整個文化有建設性的貢獻？是我們的音樂、繪畫、文學，出類拔萃？我們到底有什麼？請隨便講出一個，我們國家有而其他國家沒有，或是我們可以和其他國家同享的榮耀，舉得出來嗎？
中：我們中華民族有五千年悠久文化，對世界也有貢獻嘛。
柏：當然，我們有貢獻，但只是過去有貢獻。至少，最近五百年來，真不知道中國人有什麼偉大貢獻？五百年來，我們的文化產物卻是專制、廷杖、內鬥，和奴性的養成。
中：不是很多外國人崇拜孔老夫子嗎？
柏：中國人崇拜釋迦牟尼的更多，崇拜耶穌的更多。現在還有很多人崇拜馬克思，崇拜林肯。
中：您認為為什麼會有這種現象？
柏：洋大人去了一趟台北、北京，就被形容為崇拜中國文化。可是有這麼多中國人跑到美國不肯回去，以當美國人為榮，是誰崇拜誰的文化？
中：您覺得哪個民族對全人類的貢獻最大？
柏：我認為是盎格魯撒克遜。第一、他們創立了議會政治制度，現在哪個國家不效法？第二、他們創立了陪審團制度，使司法走上清明。凡是英國的屬地，獲得獨立之後，都用英國遺留下來的法治。英國一小撮人控制那麼多的殖民地，就靠它的法治，你說，這個民族是不是有貢獻？你說，我們中華民族在最近五百年來，貢獻出什麼？你說，中國人有美德！請問，中國人的美德在哪裡？都在書上。中國人呈現出的特徵是粗野、惡毒，不誠實、心胸狹窄。
中：中國人有句話說：不要以最壞的想法去猜測別人。但是實踐上，偏偏以最壞的想法去猜測別人。我們應該透視自己、認識自己民族的問題。
柏：中國人最大的問題是：好話都是輸出給別人用的，自己絕不沾染。
中：所以，這是文化方面的原因。
柏：是的，你們從大陸出來，對共產黨不滿意，搞起了民主運動。我想，這不應該是為自己
的利益。如果是為你們自己的利益，回國起碼有飯可吃。尤其你們留美回去，更有飯吃，不但有飯吃，而且飯碗還會特別大！我們這些在台灣爭取人權、法治、自由、民主的人，還不是為了同一個理想？我十八歲就加入國民黨，如果乖乖聽話，現在起碼可以有個小官可做。但是，為了這個理想，不但小官沒做成，倒弄進牢房裡去了。因此我想，為什麼我們追求的一直追求不到？政權不好要它改革，它不改革怎麼辦？只好革命，只有這條路可走。可是，革不成功，頭就革掉；革成功了，你又和他一樣。
中：柏楊先生，你說你是國民黨，可是國民黨卻開除了你？
柏：人的心路歷程在不停的變，抗戰初期，我曾參加戰時工作幹部訓練，我們那時年輕，只知道國，不知道黨。如果沒有國，哪有黨？流行的所謂「黨國」，實在是天下最大的荒謬。我從小對蔣介石忠心耿耿，後來，他把國家治理成那個樣子，使人痛心。但是，我想他是身不由己，他何嘗不願意國家好？他何嘗不願意民族好？毛澤東也是一樣，他何嘗不願意國家好？他何嘗不願意民族好？是什麼原因使他們身不由主？我想應該在中國文化中探本求源。
中：您是否做了這方面的探本求源工作？
柏：做了一些。目前，美國有什麼，中國立刻也有什麼。你有憲法，我也有憲法。但是，中國的憲法好像戲院門口的海報，誰上一次台，就變一次憲法，那又何必憲法？又如何使人相信憲法？這就跟我們的文化有關係。中國古時候的故事說，淮河之南的橘子，拿到淮河之北，就成了枳子。我們的文化就是淮河之北的文化，逾淮而枳，好像是，一個美國蘋果，只要搬到中國，就立刻變成了乾屎橛！醬缸的侵蝕力很強，你們在美國留學，學會了解此地的文化和政治制度。當你們把這些帶回國之後，恐怕只要短短幾年時間，它就會被淹滅。
中：所以您說中國文化是個醬缸，台灣的孫觀漢先生寫過幾本書，他也是在抨擊您所指的醬缸文化。請問，您所指的文化及您所說的民族性弱點（劣根性），是否是同一個東西？同一個問題？
柏：我先要有個聲明，我不是學院派，關於「定義」這東西，無法給予精密的說明。我想寫一本書叫《醜陋的中國人》，到現在未寫的原因，是沒有時間。但我受到《醜陋的美國人》《醜陋的日本人》兩書的影響。這些書都是作者對自己國度醜陋面的一種感觸，一種觀察，一種檢討；不是純學術性的一種分析。我也聽過許多專家談到民族性的問題，實在是術語太多，行話太多，而不是我原來的想法。但是我可以籠統的說，中國人的品質並不壞。例如在美國，學校考第一名的，很多都是華人，顯示中國人智商並不低。而這種智商在單槍匹馬時尤其顯著，可是三個智商加在一起，就起了很大的變化，互相抵消。這就是中國的文化問題 ──醬缸可以消滅智商。至於醬缸如何形成？我認為形成原因並不很重要，因為到目前為止，我還不敢肯定到底出於哪一個因素。但就我個人認為，可能是受儒家思想影響所致。儒家思想從定於一尊以後，經過一百多年，到了東漢，成了一個模式。那個時候規定，凡是知識份子，不論他的思想、講學、辯論，都不可以超過「師承」。學生只可圍繞著老師所說的話團團轉。如果講得太多，超過老師，那就無效，而且有罪。不過漢王朝時的罪並不嚴重，但是到了明王朝、清王朝，如果官方規定用朱熹的話解釋，就絕不可用王陽明的話解釋，根本不允許知識份子思考，他們已完全替你思考好了。時間一久，知識份子的思考能力衰退。由於沒有思考能力，因之也沒有想像能力；由於沒有想像能力，因之也沒有鑑賞能力。
中：德國納粹時代，希特勒對人民說：你們什麼都不必想了，元首一切都為你們想好了。現在則是共產黨宣稱，黨考慮的比大家都要周到。
柏：這是典型的法西斯專制、封建愚民政策。專制封建頭子都堅持一種想法：他比任何人都聰明。有思考能力的奴隸是危險的，任何專制封建頭子，都不准許有思考能力的人存在。
中：回顧中國歷來統治者的政策，很多都是愚民政策。
柏：可是，思考力、想像力是創造發明的淵源。沒有這種能力，便無法創造發明。甚至時間一久，連模倣力也會跟著衰退。因為模倣力中多少也要有一點創造發明能力。
中：到底是中國的文化造成了這樣的民族性呢，還是中國民族性造成了這樣的文化？或兩者是孿生兄弟？
柏：你這問題太大，我想這是雞生蛋、蛋生雞問題。
中：還是將中國文化和中國人的民族性合起來談吧，它們是不可分的。我一直有這樣幾個問題，希望獲得解答：
一、中國文化及民族性的弱點顯現在哪些方面？
二、其產生的原因是什麼？
三、民族性的劣根性，與中國不能產生民主政治是否有關係？我們如何面對這一問題而使之改變？
我有一種體會，認為中國人之缺少法治觀念，大概也屬於民族性的問題。有一位來自台灣，在美受過教育的朋友，曾對我講過一段經歷：一次，他驅車帶他從台灣來的父親外出遊玩。回來時，天色已晚，車遇紅燈，他就停車。他父親說：「開過去算了，現在四周沒車沒人，何必等綠燈？」這反映了兩個觀念的不同。
按美國的思想，不論何時都該遵守紅燈，但中國人認為破壞了它沒有影響。中國人缺少法治觀念。您剛才又提到中國人難以合作，僅從智商觀點，一個中國人可以打敗一個外國人，但三個人加起來就完了，這的確是很大的問題──中國人不能合作。
柏：到底是中國文化產生民族性？還是民族性造成如此文化？我看應是互相循環。文化發展的方向，有時是非理性的，就像電動玩具，遇到一個微不足道的小沙粒，它就會自動轉換。也好像在山上踢石頭，你有力量踢石頭，但是當它滾下去時，你無法阻止它不滾下去。
中：就如搞文化大革命一樣，腳踢下去，根本就控制不住了。
柏：所謂文化大革命，不過一場窩裡鬥。
中：您要寫醜陋的中國人，我看先寫醜陋的《中國之春》吧。《中國之春》窩裡反已經有兩次了。
柏：這件事不稀奇，中國人天生的不團結。你們《中國之春》如果沒有窩裡鬥，它就不是中國人搞的了。窩裡鬥的觀念如果不改的話，這個民族不但不能強大，而且絕對沒有幸福。中國人將永遠沒有開放的心靈。五千年的歷史，一直封閉。
中：對的，夜郎自大只是表面現象。
柏：中國人內心的複雜，恐怕舉世無雙。不要說政治問題各有主見，就連幾個小流氓在一起，動不動就看不順眼打起來，心胸狹窄，已到了可厭的程度。
中：美國總統候選人孟岱爾落選後，立刻表示雷根是我們的總統，我們慶幸有如此的民主制度。
柏：中國人重視面子問題，所以死不認輸，死不認錯。凡人都有錯，我想只有牲畜沒有錯。中國人輸了，唯一的反應就是咒詛、罵大街。要達到孟岱爾的境界，恐怕還要三百年。
中：是不是中國統治者爭權爭迷了心竅？
柏：權力可使人腐化，更可使人愚蠢，比豬還蠢！那些封建專制法西斯頭子，難道真不知道他所聽到的一片阿諛和遍地萬歲，只不過是一種噪音，全是假的？絕對權力能傷害神經中樞，使人愚不可及。
中：是不是中國人太喜歡政治，永不放棄？
柏：中國人在一起喜歡談政治，可是每個人又都怕政治。這是一種神經質的恐懼，對不應該恐懼的恐懼。大家得過且過，自己的權力自己不會掌握，必須由有權的大老爺恩賜一點，才敢接受。
中：中國人認識不到自己的權利，這是很大的問題，我對此印象很深。在國內，共產權當權者把很多人無緣無故地整了，關了。後來，另一派當權後，為他平了反，放了他。平反之後，一些人還要感謝共產黨，說這是黨的英明。我們《中國之春》有次在洛杉磯開講演會，一位曾在國內被打成右派份子的訪問學者質問《中國之春》：共產黨現在給我平了反，還允許我出國，你們還要求怎麼樣？面對這種人士，我們能說什麼？他根本不知道，出國本來就是一個公民應有的權力。他似乎認為，他能出國完全是共產黨的恩賜。
柏：奴性養成之後，他自己都無法掙脫。有些華人入了美國籍，竟然不去投票，他沒想到這是保護自己利益的最好辦法。一位住在愛荷華的華人朋友，他的孩子被鄰居的狗咬了，主人又凶巴巴的，這位朋友認為沒有咬傷就算了。後來，被孩子的老師知道，就說不可以「算了」，不能讓別人認為亞裔的人可以隨便欺侮，一定要提出控訴。結果，判決對方賠錢道歉。這件事不是錢的問題，而是權利問題。中國人認為要忍讓，這是美德。其實那是長期屈辱的慣性，而用忍讓兩字來使自己心理平衡！很少中國人敢據理力爭。
中：那是為什麼？
柏：那就是中國人神經質恐懼心理，怕最後吃虧。
中：這是不是中國人對自己的一種不誠實？
柏：中國人說空話、大話、假話、謊話、毒話，脫口而出，從來不打草稿。我常想，美國有心理醫生，中國可能不會有心理醫生。因為見心理醫生一定要說實話，中國人見了誰都不會說實話，明明是屁股痛，他要說耳朵痛。明明是女人不要他，偏偏對醫生說是他不要女人。心理醫生如何診治？
中：有個笑話，中國從前有位軍閥在開會時，有人送了一籃香蕉。他不知道先剝皮，於是帶著皮吃了，結果其餘的人也立刻把香蕉連皮吃了。
柏：這只是搖尾系統的拍馬術，如果是現代化的專制封建頭子，搖尾系統恐怕立刻就研究出來連皮吃香蕉的偉大哲學基礎。
中：還有，林彪曾說：如果不講假話，就成不了大事。
柏：這真是敗壞中國人品質的毒藥，把說謊當作可以誇耀的榮譽！
中：中國古訓云：君若愚民，民必愚君，有相互作用。
柏：也有報應作用，如果是個人，還沒太大關係。但是專制封建頭子這種作法，影響可大
了，報應會落到全國人民身上。
中：中國人有人情味，美國人沒有人情味。
柏：中國人對特定的對象──「朋友」，才有人情味。對陌生人不但沒有人情味，有時候簡直冷酷殘忍，而且一旦發動攻擊，毒話就如雨後春筍。愛荷華一位華裔女作家，接到一封華文的恐嚇信，譯成英文後，她的美國助理小姐看見，霎時嚇得尖叫。女作家的美籍丈夫也認為事態嚴重，就向ＦＢＩ報案。後來拿給我看，發現他們尖叫的一句是：Hope you will suffer the result. Wish you having no burial place for yourbody when you die。我立刻就保證這封信不過是舊式廁所文學，沒有特別意義，因為中文原文是「死無葬身之地！」中國人說毒話說慣了，不過是肌肉的自然反應而已。
中：中國農村有種人叫做「罵大街」的，專門罵人，從街這頭罵到街那頭。文革中，強迫「壞人」自己打著鑼自己罵自己：「我是反革命，我是壞份子！」
柏：這種自我污衊，猶如鳳姐教奴才自己打自己的臉，傷害自尊，毀滅人格。一個人、一個民族，如果沒有榮耀感，叫什麼人！叫什麼民族！豈不是一群禽獸！
中：中國人喜歡講大話吹牛，沒有釣到魚還要到市場上買兩條回家，說是他釣的，結果買的兩條一樣大！
柏：這次我在愛荷華跟其他國家的作家接觸，包括共產國家，如保加利亞、東德等，感到他們可愛，因為他們平實、肯講真話。
中：常聽到中國人說老美好笨，好容易騙。其實，這種說法反應的不是老美笨，而是中國人壞。
柏：這種心理，愚蠢而且卑劣，把善良當作傻瓜，中國就被這種人埋葬；想到這裡，我覺得滿臉羞愧。
中：自己沒有高尚情操，還不相信別人有高尚情操。
柏：一位朋友在愛荷華開了一間很大的酒店，美國人總稱讚他很能幹，很努力，只有中國人對他妒火中燒。有次我講演時，有人批評我是崇洋。咦，怪了，身為一個現代的中國人，誰不崇洋？否則，為什麼頭髮理這樣短？太太不纏小腳？有人又批評我侮辱祖先，事實上我是更愛護祖先，才講實話、真話、直話。
中：請您談談這種情形如何演變成的。
柏：我認為這是由於傳統的封建思想造成。此外，國民黨和共產黨受蘇俄的影響很大，而蘇俄又受東正教的影響很大。東正教跟天主教一樣，有一種「告解」制度。這制度引進之後，成為「坦白」「檢查」制度，跟東方的貧窮愚昧結合，遂形成一種強大的封閉力量。
中：五○年代時，中國大陸曾實施「向黨交心」，即「忠誠老實」運動。當時，大家都相信共產黨。凡在思想上、行為上有過過失的，都向黨忠誠地坦白了。共產黨起初說得很好聽：既往不咎，凡向黨坦白了的，今後永不再提。可是，黨食言了，坦白的材料放在檔案裡，由人事部門控制著，做為把柄。在以後的運動中把它拿出來，做為整人的材料。如此制度，使中國人學乖了，不敢再講真話。為了保護自己，大家只有說謊。還有一個笑話，文革時很多人要寫「檢查」。後來，大街上有人掛出牌子：「代寫『檢查』，一般『檢查』五毛，最深刻『檢查』一元。」檢查就是說違心話，就是說矇騙自己、矇騙領導。代寫「檢查」，就是代為「說謊」。「說謊」成了一種生意，還有價錢，說小謊小價，說大謊大價。
柏：說謊竟然成為「美德」「生意」，真是不可思議，你所說的代寫檢查，是在城市還是在鄉下？
中：都有，很多家長的檢查都是小孩代寫的。
柏：共產黨不管？
中：不管，連黨的幹部也要找人代寫檢查。寫檢查成了一套公式，先寫自己的「問題」──錯誤，然後上綱上線。
柏：什麼是上綱上線？
中：上綱，就是要上到「階級鬥爭」的綱，上得很高。例如我拿了你一枝筆，演變下去，就成了貪污的資產階級份子；成了階級敵人，就會被階級敵人利用，造成千百人頭落地。上線，就是上到「路線鬥爭」的線，說這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路線的鬥爭。然後還要挖根源，挖思想根源、家庭根源、社會根源、挖祖宗三代。上級看你自己拚命侮辱自己，才准你「檢查過關」。那時鄧小平過了好幾次關，他曾向華國鋒寫了兩次。這種情況已成為一種政治權術的利用，毫無意義，上下相騙。
柏：這豈不就是鼓勵人民忝不知恥！
中：上綱上線後，就放入檔案中。共產黨講究辯證法，整人時，想要哪方面材料，就抽出哪方面材料，形成一種高級的統治藝術。我有一種體會，共產黨統治三十多年，把以往中國人最惡劣的品德，統統發揚光大。
柏：有人問：文化大革命是否把中國以往文化中黑暗面清洗了？我想可能是黑暗面的層次更加提升。
中：共產黨反對什麼，什麼反而蓬勃。反對白樺，結果更多人去看白樺的作品。我有這種體會，一個制度和民族性之間，能形成交互作用，在惡劣制度下，把黑暗面充份發揮，反過來也培植了這種制度。
柏：我們從小聽華盛頓砍櫻桃樹的故事，鼓勵誠實，如果因他誠實而打他一頓，以後他就不會誠實了。
中：中國人為什麼對自己文化的落後面沒有感覺？有人認為因中國太窮，在吃飯穿衣都不能滿足需要情況之下，任何寡廉鮮恥的事都做得出。可是，中國一向鼓勵大家「富貴不能淫，貧賤不能移」。
柏：這是人生境界的最高標準，不是每個人都做得到。
中：你認為中國民族優點在哪裡？
柏：好比：中國人比較重視友情，而外國人之間的關係比較淡薄，他們習慣單獨作戰。中國人這點比西方要好，問題是，中國人為什麼重視友情？因為中國社會需要朋友。俗話說：在家靠父母，出門靠朋友。在家有父母保護，出外就靠朋友保護。而洋人並不需要朋友保護，他有政府保護，所以朋友對他的意義不同。例如：中途車子壞了，美國人就會自動幫忙，中國人若非是朋友，恐怕沒人理你。我在愛荷華的朋友，大雪天車子打滑，栽進水溝，兩位黑人停車下來，消耗了三、四個小時才把車子拖到路上，他很感激，請他們留下名字，準備回報，兩位幫忙的黑人覺得很奇怪，說：如果你遇到別人這種情況，也會幫忙的。朋友受到很大感動。人情味是要發生在彼此不認識的人之間，那才是真正的人情味。人情味是不分等級，不分親疏。
中：《聖經》上說，你要愛你的仇敵，中國人只對朋友有感情。美國人在平常沒有人情味，但在需要幫助時，他就會幫助，這可能是受到《聖經》影響。
柏：其實他們平常對陌生人說「哈囉」，這就是人情味；中國人陌生人見面，怒目相視。
中：外國人平常好像不愛國，但有需要時都出來了。
柏：恰恰相反，中國人平常愛國愛得不像話，每一件事都要愛國，結果把國愛成今天這個樣子，我常想，不要再愛國了！或者，用剩下來的精力，先把自己愛好、先把自己的品質提高就夠了。自愛就是愛國。
中：有人說，中國大陸值得驕傲的是原子彈和氫彈。
柏：我認為值得驕傲的應是人民的幸福──高水準的軟體文化！一個乞丐托著金碗討飯，跟
一個衣暖食飽，受過良好教育的普通人，哪一個值得驕傲？
中：中國有些地方人民生活太苦了，例如甘肅，真是又「乾」又「肅」，只見黃土高原一片。比如用水，每家挖一個坑，下雨下雪都存起來。從洗臉、吃水、餵豬，全靠坑中的水，一點不敢浪費。
柏：我痛心的是，中國人為什麼沒有能力建立一個現代化國家？
中：毛澤東有很多錯誤，國民黨、共產黨都有很多錯誤。但他們都是中國人，到底是誰培育了這些人，還不是我們中華民族！否則他們怎麼可以長期生存？當然，美國人也有自己的問題。
柏：我們想承擔美國目前問題的煩惱，還不夠資格。最近有一位大學教授（按，馬利蘭大學薛君度），在北京演講說：「美國的大選都是兒戲！」說這種話，不是無知，便是無恥。劉少奇以元首之尊，慘死開封囚室，可不是兒戲！有人說，美國浪費金錢，但浪費金錢，比浪費人頭好！有的人一輩子都不知道哪裡有問題，需要提醒。我太太便是我家的警察，她會常提醒我的大嗓門。耶穌釘十字架時說：「原諒他們，他們所做的他們不知道。」年輕時，我認為這是屁話。中年時認為這句話雖然有理，卻沒力量；現在年紀大了，認為這句話非常沉痛。好像紅衛兵，他們不知道自己在做錯事，還以為他們是對的。所以我認為有些話先從海外談起，再把它傳回國內。當然，剛開始時大家無法接受，就如我在愛荷華大學講演「醜陋的中國人」，有人就批評我沒有看過某一本書，所以講得不對。中國人永遠抓不住問題重心，只會和稀泥。
中：我們該如何克服我們的弱點？
柏：我常抨擊在台灣的中國人太粗野，後來才知道大陸上的中國人更粗野，使人沮喪。我覺得我們先從說話開始。多說「謝謝」，多說「對不起」，多說「我能不能幫忙」。全世界所有的中國城，都是藏污納垢的地方。再看看義大利城，看看日本城，他們的社區清潔整齊，中國人真是無地自容，為什麼不先從清潔著手！
中：中國文化中難道沒有一點民主？
柏：中國當然有民主：「你是民，我是主！」
中：您怎樣展望中華民族和整個中國的未來？
柏：這要看我們這些人──普通人民，是否都能覺醒？是否知道我們的缺點是什麼？這是文化層面，不是政治層面。
中：您今天所說的，在台灣是不是也可以說？
柏：我說的話，人前人後，從官方到民間，從台北到紐約，都是一樣。如果能去大陸，我也是這個意見。
中：中國要建立起一個民主制度，需要改造我們的民族性，需要從醬缸裡跳出來。如果多數中國人都不自覺，推動也相當困難。目前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所處奴隸地位，少數人自覺也無能為力。
柏：我們現在就要告訴人民，「黨」在國家之下，人民與政府之間，是權利義務的關係。
中：共產黨以前宣揚：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，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。現在又宣傳「五講、四美、三熱愛」，「三熱愛」中，有一條就是熱愛共產黨。
柏：這是典型的唯心論和法西斯愚民政策。問題是，事實上並愚不了民，反而會被民所愚。
這種政治手法，只能自己玩弄自己！我不相信這種現象能永遠套住中國。
中：我認為，制度與民族性、人性之間，有很大的依附關係。改造民族性是長期的過程，並
非要等改造好了才去建立民主制度。也可以先建立民主制度，以有利於民族性的改造。
柏：所以我們爭一時，也爭千秋，爭千秋，也爭一時。有千秋的計畫，但能改變一點就改變一點。這種壓力一旦形成，會有很大效果。只看我們的努力能否構成壓力，能否形成一種非民主不可的潮流。
中：中國人太聰明，但中國人的小聰明太多，沒有大智慧。美國人看起來笨笨的，但他們卻有大智慧。就長程來說，小聰明鬥不過大智慧。
柏：中國人太聰明了，聰明得把所有的人都看成白癡。自己從八十層高樓跌下來，經過五十層窗口外，還在譏笑裡面喝咖啡的夫婦，竟然不知道不久就會被咖啡噎死！
中：時間不早了，我們先談到這裡。但願將來有一天能到台灣拜訪您。可惜，目前我們的雜誌還不能在台灣發行。
柏：歡迎你們到台灣去看看。
中：謝謝！
──原載一九八五‧六‧紐約《中國之春》雜誌(轉自ptt-fhrhung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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